出需要人来消耗，扩大了城市人口后，消费的人群有了，但由于实行严格的分配制度，市场被抑制，经济活跃度低，消费人群又不足，造成了工业品卖不出去，反向又造成城市人口的失业。
发展起来的工业基础,也在这种矛盾之下，无法进一步发展壮大,城市里的青年包括知识青年，无法全部就业，最后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，便是‘知识青年下乡’，又将大量城市‘过剩人口’丢到了农村，进一步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。
以自行车为例，1954年全国自产的自行车虽然只有十万余辆，但相比1949年的15万余辆，已经翻了数倍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，但由于计划与分配体制的原因，这些自行车并不能随意买卖。
产能不足确实是一个原因，而计划生产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国家需要将资源集中在一些领域，这使得其它方面的产能受到了限制，这种限制又使得工厂的投入不足，无法带动更多的人就业,催生更大的消费市场，当然如今的体制也不需要消费市场，因为实行的是分配体制。
基本的经济循环受到了制约，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显现，第一次出现问题便是在1956年，随着新中国大量知识青年需要就业，而国家又无法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岗位，使得一个明明文盲遍地、教育程度不发达的国家，竟然出现了知识分子过多的情况。
那一年，总理跑到了东北访问，他在学校里，就对着学生们很坦诚的表示，国家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，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只能让学生们到广大农村里去，方叶看过那个视频，总理确实没有进行任何隐瞒，这和21世纪，什么事遮遮掩掩是完全不同的。
当然，这不是说知识分子群体就没有问题，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，特别是上完了大学的知识分子，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骄，他们不愿进工厂，认为当工人那是浪费了自己的一身才华，他们要进单位进研究所，从事干净又卫生的工作，然而全国哪有那么多研究所给他们做呢?
何况，一个大学生又能做什么研究呢?他们的水平还不足以成为某方面的技术专家或科学家，甚至连真正的技术人才都还算不上。
所以，方叶汲取了历史的教训，他在同安县示范县内，基本不作任何限制，愿意进工厂的进工厂，不愿进的则自谋生路，可以去搞养殖搞个体户，另外他也没有在同安县搞高等教育，整个庆州范围内,现在最高的理工科学府，就是在同安县的庆州技术学校。
1954年底，庆州技校将迎来第一批两年半学制的学子毕业，一共1200余人，然而这些人还未毕业，就已经被分配完了。
华昌集团定了一部分名额，与此同时，同安地方的国营工厂、庆州机械厂、安徽机械总厂等等省内的机械行业，都早早的就跑来要人了，因此这一批学生，其实还不够分，甚至就连1955年毕业的第二批学生也早就被预定上了。
合肥的华威电动工具制造公司，将在1955年正式投入生产，到时这一家工厂就需要几百名技校生。
面对省里大量在建工厂，需要工业人才的实际情况，省教局厅这段时间，已经派人来到了庆州技校来考察，打算升级学校规模,同时依托淮南煤矿专科学校和庆州技校，准备在合肥组建合肥工业大学,开设煤碳、机电等本科专业系。
晓平首长沿着街道一路参观，而后就来到了农贸市场，说是市场，其实还很粗糙，一块大场地上，修了土围墙，里面建了许多草棚子，不过由于是农忙时节，在里面摆摊的基本都是一些上了年纪无法下田干活的老人家。
姚书记介绍道:“这里主要是农民将自留地的产出拿来交易，还有一些个体户的产出也会拿过来卖。”
卖豆制品的、各种蔬菜的、还有红薯、粉丝各种各样的都有，晓平首长顺着摊子一路查看着，而后便在一个卖平菇的摊子前停了下来。
“这是什么蘑菇?”晓平问道。
“这是一种自家种植的平菇，是一个新品种。”姚书记介绍了这种菇类在同安县的种植情况。
晓平与摊主交谈了起来，而后便拿起一株平菇仔细的观察了一番，接着问道:“产量如何?”“产量挺高的，每平方米大约能出30斤菇，就是不能长期保存，需要鲜摘鲜吃。我们县种植了多个品种的菌类，这是其中之一。”姚书记回道。
50年时,方叶给同安县提供了蘑菇大棚种植技术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几年下来，这种蘑菇在同安县已经遍地开花，为老百姓的菜蓝子里增加了一道新的蔬菜，而农业局还试种成功了木耳和其它干菇种类，已经小有收获，开始着手在全县推广了。
晓平起身朝周围看了看，他早已看出同安县的经济比他之前看过的地方都要活跃得多，老百姓的脸上更是时刻洋溢着笑容，至少他在同安县已经是第二日了，这里看到的情况，足以说明很多问题。
农贸市场的附近刚好有一片农业局的试验田，于是晓平首长又走了进去，试验田中有种植的菇类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蔬菜种类，而几个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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