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为了，主席将他观点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评断，是符合政治实际的，并没有冤枉他。
胡峰当晚就写了一批自我批判的文章，准备在第二天的批判会的阅读,同时,他还再次提笔向给中宣部写了一封检讨书,从夜晚到天明，胡峰一夜未合眼，第二日一早，他吃完早饭，便骑上自行车，将醒送到了中宣部。
周副部长接收了胡峰的检讨书，他有些诧异的看着对方一眼,说起来两人早年前有过冲突，那是在1934年秋，同在左联的穆木天被国民党抓捕,释放后便向左联党团告密，说胡锋是南京派来的内奸，与此同时，也有人说他‘又拿共产党的钱,又拿国民党的钱’，胡锋当然不认，于是同周扬产生了冲突，后来胡峰愤而辞职，两人由此结下了梁子。
而当这一轮对胡锋的大批判到来后，周副部长其实已经亲自操刀写好了一篇批判文章，只是文章正准备交人民日报时，胡锋来到了中宣部上交了检讨，而历史也在这里出现了偏差，曾经胡峰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，拒不承认，一直到后来被判刑了，仍旧认为自己没错,他要坚定的维护‘学术自由’。
当然,周副部长写文章批判他，并不是说这是‘公报私仇’，事实上在周扬的这个位置上，主席都已经亲自下了评断，他作为中宣部的二把手，不出来组织批判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何况胡锋的那些观点，本身就存在重大错误。
胡锋的检讨书，洋洋洒洒写了七八页纸，周副部长坐在沙发上，提示他可以坐，不过胡峰却是选择站在那里，他对周副部长说道:“我现在是一个罪人，哪里有罪人就座的道理，我还是站着。”
周扬见此也便没有说什么，而是认真的看起了检讨书，只是越看越让周扬感到惊讶，这么一位倔强的人，他竟然在自己的检讨书里，承认了自己犯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错误，而且还认为自己过去的观点，确实‘反党反社会主义’，他愿意就此承担一切罪责。
周扬看完文章，思索了一会，说道:“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从未动摇自己的观点,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改变的?组织对你的这个改变抱有质疑,你是不是想借此逃避批判和惩罚?告诉我你心里真实的看法。”
胡锋站得很端正，不过却是低着头，他回道:“首长，我的观点之所以改变，是因为王岩的文章，他的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》以及昨日的《胡锋先生的观点给予我的一些个人思考》,我看完之后,顿有豁然开朗之感,过去我没有明白学术与政治的界限，也没有摆正自身的立场…。”
胡锋站在那里展开了深刻的自我检讨，而后他又将今天准备在批判大会上宣读的自我批判文章递给了过去。
周扬接过看完后,没有再听他的自我批判，而是说道:“你的事，我现在不能给予结论，还要看你最近的表现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你过去的错误观点不会因为一两场自我批判和认错就能解决的，你也要有心理准备。”
“是，我接受国家对我的惩罚，但还是期望国家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，我愿意交待过去犯的一切错误。”胡锋说道。
周扬示意他可以走了，待到胡锋走后，他便来到了陆部长的办公室，将胡锋的事情上报了上去，陆部长看完了检讨书，也只有一句话，先看他的近日的表现，而后再考虑是否向领袖上报。
就在胡锋接受批判与自我批判之时，梁思诚也受到了批判，而这也是全国批判‘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’的重要部分。
1955年1月初，那时方叶的文章还没有在人民日报发表，当时主席亲自点名批判梁思诚,而受到批判的主要人士包括:梁思诚、杜威、胡适、梁漱溟等人，梁的名字排到了胡适之前，可见主席对此事是如何的重视。
其实梁之所以被摆在最前面，还是与当年的一件事有关，作为全国著名古建专家，新中国建立后，梁先生在北京城建的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观点，比如从1951至1954年间，梁思诚发表了支持苏联民族建筑理论的文章,这一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，因此受到了欢迎。
不过，他保护古建筑的心情太过于激烈，当时中央办公地从香山搬进了中南海，梁思诚对此持反对态度，他认为应当从古建筑中搬出去，择地另建一个办公大楼，那时国家刚建，又正在进行朝鲜战争，国家哪里有钱建设这样一座中央办公楼，因此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
当时,伟人听说此事之后,也对梁相当的不满，他说‘这是要把我赶出去’，因此在北京的城建问题上，伟人与梁产生了一些冲突，伟人因此相当的恼怒。
后来在执行苏联的民族建筑理论时，许多建筑学者在‘学苏联’的过程中，搞出了一种中式大屋顶西式楼体的建筑，梁思诚对于之种‘大屋顶’很不满，他认为那些建筑是‘穿西装戴瓜皮帽’。。
时间来到了1954年底，针对过去几年建筑浪费的问题,展开了批判，当时就有人指出‘民族理论建筑’建成的‘大屋顶’过于浪费,随着批判的深入，1955年1月，梁作为‘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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