纷争（(三)
四月中下旬，广州小岛招待所，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召开，这次会议原本的历史是，是一场针对农村工作的会议，不过主席决定将会议的内容进行扩大，不仅要解决农村公社分配等的问题,还要解决城市过快过扩张等问题。
这次会议,其实是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公社化的一次大调查、大总结,自公社化开始以后,第二年即发生了全国性的自然灾害，这场灾害一直持续了两年,好在国家提前应对，加大了粮食储备，灾害总体上较为平稳的度过了，这也使得历史上，到了一九六一年,两年积累数千万的灾民潮并没有大范围出现。
大规模连片灾情的出现,国家动用了储备粮库，又从国外大量购买了粮食,成功度过了灾荒,但出现的问题也不少，特别是公社化过程中各地出现的许多奇奇怪怪的情况。
个别地区，国家将粮食发了下去，原本是用于赈灾的,但是地区的领导出于对灾情的重视过度,盲目追求备荒粮指标，虚报粮食增收,加大粮食征收，造成粮食被大量囤积,还将赈灾粮储备起来，变成了所谓的‘备荒粮’，而大灾年备荒，其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,这也导致了这些地区出现了少量居民饿死的情形。
这其中河南兴阳地区，就发生了这种情形,信阳地委书记路先文,再接受到国家两千万斤赈灾粮后,将其中的一千五百万斤粮食给存了起来变成了备荒粮，要求地方不到万不得己不得动用,还说这是政治要求，这使得信阳地区在六零年这个大灾年，明明有粮食用，灾民却得不到粮食。
少部分饿极了的老百姓,开始逃荒,面对这一情况，兴阳地委不仅没有迅速调整,发放备荒粮反而要求加大备荒，为了备荒而备荒岛，造成了逃荒潮，而兴阳地委却认为，这些老百姓不识国家大局,私自逃荒,于是要求地区各公社、管理区(生产大队)、生产队展开封困，禁止农民逃荒。
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，兴阳地区为追逼粮食,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，其中36人死于狱中;短期拘留10720人，死在拘留所的达到667人。
就在农民大量饿死或外逃之时,地委书记路先文还在叱喝:‘不是没有粮食,而是粮食很多，90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。’路先文的这一决定，导致兴阳地区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灾民地，也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区，其它地区只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略有上扬，而像华东大多数地区，也只是零星出现饿死人的情况。
唯独河南一地,特别是兴阳地区，出现了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，根据统计，五九、六零、两年，兴阳地区大约有十数十万人非正常死亡，但是兴阳地委却隐瞒真实情况不报，这使得到了六一年,全国其它地区灾情基本平稳了，而兴阳地区的灾民潮却并没有结束。
兴阳地区的老百姓没有了活路，一部分逃出去的灾民,到北京告了御状，这才将兴阳地区的盖子给揭了开来，一时间中央震动。
—九六零年十月，中央调查组到了兴阳，看到的景象,将调查组一行人都惊呆了，兴阳地区的老百姓看着满粮库的粮食，却只能吃树皮、草根、观音土,大量的饥民组成的民兵，把持着村口不许老百姓逃荒。
调查组长王从吾看到了惨绝人的一幕,气得他当着路先文的面,直接拍起了桌子，只到这时,路先文才下令要求地方上的粮库放粮赈灾。
报告上报到中央以后，主席作出批示:‘信阳出的事件是，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,是反革命复辟,是民主革命不彻底’。
省委书记吴之仆降职另调他地,作为地委书记的路先文被双开，随即被正式批捕。
随后根据主席发出‘为警示全国官员杜绝官僚主义，应从重从快处理,以儆效尤’的指示,—九六一年三月,路先文的行为,被正式定性为‘现行反革命’，随即在兴阳经公审后，处以公开枪决以平息民愤。
路先文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因为行政重大不作为被枪决的官员，经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之后，引得全国震动。
而主席率领的三个调查组,到了浙江、广东、湖南三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，也同样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，首先就是公社内部平均主义的问题，管理区(生产大队）内部的平均主义，管理区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。
过度的平均主义，使得公社社员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制约,一年做多少工要管，分多少粮食要管，种植什么要管，就是社员的副业同样要管,并不是想搞什么就搞什么,而且搞出来的东西同样也不属于自己，需要进行平均分配。
这一次的中央工作会议，要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,就是解决这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，随着会议的持续讨论，最终形成了‘六十条草案’。
这个草案，对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、组织和规模进行说明;成立了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，让广大社员能够发出声音，不再出现兴阳地区那样荒诞的事情,同时成立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和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;允许家庭副业,
情欲小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