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程序性高,体制流程恒定,变动少，这使得企业面对市场的生存和反应能力都极弱，同时企业在这一制度下,结构也比较单一，难以扩张。”
方叶举例道:“比如全民所有制的企业，需要新建一个厂区，要走行政流程,各个部门盖章，从上到下，决策一个月能搞定就非常快了，三个月半年都正常，而那些高技术的研发投入，其项目审核时间就更长了。”
“再比如，过去三会管理模式,这种涉及到企业战略的决策,需要通过三会决议，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是，一些涉及到商业机密，甚至是国家战略技术机密的研究，不可能向职工公开,否则就要泄密,这个程序是确定的,企业若绕过去就是违规;而且一旦研究失败,就要承担损失国家财产的责任。”
方叶问道:“那么问题来了,周副部长,您要是某家国企的一把手，您敢冒着丢官帽的风险，做出这些主动吗?”周副部长想了想，摇起头来:“大概不会这样做，毕竟这影响个人政治前途。”
“您看，您说的就是正常人的心里话，谁会这样做呢?”方叶又说道:“就比如华昌，我们承担着国家半导体和计算机领域大量高级技术的研究，如果采用‘三会’模式，外国人甚至都不需要收买我们的高层,他们找几个职代会工人一打听，就知道我们的下一步企业战略决策是什么,企业核心机密根本难以保障不泄密。”
“而企业的这种决策,关乎的是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，一旦泄密,国外的竞争对手就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，他们就能立即提出针对性的对策,而我们的决策又慢，到时等对手已经搞出了比我们更先进的技术,而我们内部还在开会研究,到对手领先后,又开始了相互甩锅,逃避责任,以免影响政治前途，一家企业内部这样，还怎么发展。”
这话让周副部长哑口无言，他问道:“一定要改吗?”方叶则是点头道:“是一定要改的,除非我国一直像现在这样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，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如当年的大清一样,最后被西方人再一次打上门来。”
方叶又说道:“全民所有制实行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，但是我国现下的工业发展水平依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，甚至在一些方面连印度都不如。”
“印度现下的汽车制造业就比我国先进,而我国之所以仍旧落后，其一是现的企业体制已经不满足发展的需要,其二就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困境。”
“国家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,而在计划体制下，分配也由国家决定,资源分配给了国有企业，利润除国家建设需求外的部分,也主要分配给了干部、事业单位和工人阶级群体,广大的农民和一般城市居民获得分配极少，社会消费市场做不起来，企业也就难以发展。”
“如果要进一步分配,那么就必然要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蛋糕,且只有将国家总财富的蛋糕做得更大，才能有更多的分配,而不是一直进行计划管控。”
“现有的这种管控模式下，社会的阶级分化不是越来越小，而会越拉越大,最后城乡二元对立，社会阶级对立等问题。”
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，计划经济体制下，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和工人阶级,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能分蛋糕,那么农民和其它阶级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?工农联盟还要不要?”“再说句不客气的，若国家财富的主体分配阶层恒定，他们是人,那其它阶级是不是人?农民就活该只能种田?农民就没有权力吃面包?城市里人出行坐公交车，农村就活该步行?所以一句话说到底,欠了农民的迟早要还，你不还农民会直接扛着锄头来找你要,只是那时情形就不一样了。”
邓副总理叭叭抽着烟,问道:“城乡二元化导致的城乡差距已经到了那么大了吗?”这话周副部长没听明白,但方叶知道问的是什么，于是说道:“那可不，现在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”
“德黑兰城市里的大楼越建越高,直插云宵，城里人衣着时尚、美丽光鲜,街道上车水马龙、霓虹闪烁、繁华似锦。可农村呢?出行基本靠走,通讯基本靠吼,农民住着破土房，终生困于田地,缴纳沉重的赋税,阶级分化严重，国家分配严重不公,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。”
“所以你认为，我国现下的分配也有问题?”周副部长问道。
方叶点头:“那还用说嘛,1958年的户藉制度就是城乡二元化的开始，从那以后农民就只能种田了,好在当时国家发现了问题，及时进行了纠正,属于个体户的存在,给广大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开了窗口,否则我们现在看到的城乡差距还会更大。”
周副部长想了想说道:“那么,现在允许搞私营企业，又是开了—条新路子。”
方叶依旧点头道:“国有企业的就业数量有限,而农民基于户藉限制又没办法有更多的途径来改变家庭经济条件,国家不给他们一条新路，那怎么办?眼睁睁的看着农民就这样一直种田，一直贫困肯定不行啊,而私营企业就可以向农民招工，所以这条路子是必须走的。”
“—个很简单的经济逻辑，以南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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