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苏联农业管理也和工业一样，搞指令式发展，农民种什么，用什么种子，怎样管理等等，从农业生产到收获再到分配的整个过程中，苏联政府全面进行了严格控制，既不讲农业的特殊性,也不讲经济规律，甚至连基本的常识都不顾。”
“对于广大农民来说，粮食种多种少种成怎样跟他们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，活干多干少并不能影响最后的分配，甚至干得多的人最终分得还少，而偷奸耍滑的人没有受到任何惩处,该分到多少照样分，这种情况持续下去，农民从此丧失了劳动积极性。”
“农业的计划指令式管理，严重的阻碍了农业的发展。”方叶说道:“比如农业耕作和种植技术的提升，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或者长期从事一线农业技术研究的人员，比不过坐在办公室里的干部大笔一挥。”
“计划体制下,农业科研人员对于技术创新和发展，既没有多少积极性,还不能自主，完全由上级指派。搞出来的技术，验证效果是否具备全国推广不清楚，而苏共中央—声令下，全苏就开始执行，结果就是全国农业歉收。”
“在这一点上，苏联还不如中国，我国虽说也采用了分配制度，但是对于农业和技术的发展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。比如湖南搞杂交水稻,时任省委的华书记，就敢批150万元专款，同样的苏联官员,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责任与担当，即便款拨下去了，最后大概也会被贪污。”
“从经济基本常识的角度来说,趋利是人的本能，农民得不到实际利益，他们对于农业劳作自然就不上心。而计划体制下，非要将每一个人都变成无欲无求无思想的工具人，既违背经济常识，又违背人性。”
“如果一个人缺乏常识，这是个人认知问题，可若一个群体有意识的缺乏常识，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将是巨大的。倘若计划体制只是一堆冰冷的数字，无视人性，那么这种经济体制从本质上来讲，不是在造福民众，而是在奴役民众。”
“实施这个体制的国家，政府对内在做民众的生意，它在赚取利润，但是却禁止民众赚取利润，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缺乏常识的行为，它无视了市场交易过程,变成了单方面掠夺，而这种掠夺行为，又违反了法制精神，同时既不考虑分工协作，也不考虑成本因素。”
“这也就是我之前所说，现有体制确实符合国家阶段性发展需要，但是最终这些都是要还的，你从人民身边拿到多少，最终就要还回去多少，甚至要还得更多，否则人民就不干了，后果是严重的。”
“就比如当下，国内为什么很多东西生产不出来，不是工业条件不具备，我国在工业技术上确实与发达国家有差距，但是物品的种类、行业的门类,绝对不会是今天这样，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?就是因为无视了分工原则，没有分工，就没有协作，没有分工就没有创造。”
“这种情况反应到某一家具体的工厂，比如长春汽车厂，我们可以看到,其生产的主要还是ca10车型,从1956年第一辆车下线,到现在已经14年了,它的生产与设计技术提升了多少?发展出了多少种车型?14年来，它甚至连外观都基本没有变化。”
“工业制造上分工不明确，什么东西都自己造，导致了什么都需要自己来攻克，使得产业链构造不完善，制造成本高，技术发展慢。”
“整个汽车制造链上的企业又全面国有化,行政管理下的企业教条化、官僚化，其制造成本与市场实际成本存在显著差别，最后又使得汽车价格失真，过高且恒定的价格，又使得市场推广慢，形成了非良性发展。”
“再说制造产线上的分工，同样欠缺，我去那边看过多次，装配管路的与装配刹车盘或其它工位混在一起，装配线束的工人做完工作，接下来又去装配其它毫无瓜葛的配件。”
“汽车功能件、管件、线束、紧固件、玻璃组件等,没有具体的分工划分，是否合理，怎样能提高生产效率没有分析与研究,前脚在驾驶室里调完方向盘，后脚又与其他工人抬着前盖板安装，科学管理、科学组织生产仍旧有所欠缺。”
“长春厂已经是国内做得比较好的了都如此，想想其它工厂会是什么样?”方叶很是无奈的说道:“这样的企业，一旦国门打开，如果国家不进行政策保护，它们如何与国外竞争?分分钟被秒得渣都不剩。”
总理问道:“方向盘不能与前盖板由一个人调试安装?”“当然不能了。”方叶说道:“汽车方向机构是核心功能件，而盖板只能算装饰功能件，二者差了几个等级，前者直接关乎汽车功能与人生安全，一旦出现重大质量事故，非死即伤,其调试必须专岗专员,严格进行。”
“如何打破这种局面?”总理问道。
方叶沉呼一口气:“除了向国外先进汽车工厂学习，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外，别无他法。”随即又补充道:“对于封闭市场的企业来说，一个他们根本没有见过的东西，仅靠他人讲述很难让人真正理解，因此要么长期科学的去摸索,要么就去学，显然后者来得更快。”
情欲小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