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润薄点，但走量大，周转快，还不担心洋行忽然翻脸或断货。
洋行坐不住了。
英商祥泰洋行的经理詹姆斯率先找到傅宗耀，态度虽然还算客气，但语气已带威胁：
“傅会长，中国市场需要的是秩序和品质。
这种来历不明、低价倾销的产品，会扰乱市场，最终损害的是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和我们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。
商会是否应该出面，规范一下？”
日商三井物产的买办更直接：
“傅先生，我们得到消息，山西的棉花来路可疑，可能使用了不正当的农业技术。
他们的纺织机器也侵犯了我国公司的专利。
我们正在收集证据，准备提请国际仲裁。
商会应当明辨是非，抵制这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。”
傅宗耀打着太极，心中却惊疑不定。
他动用关系，千方百计搞来了几匹晋华布的样品，又通过隐秘渠道打听山西的底细。
反馈回来的信息，让他这个见惯风浪的老江湖也倒吸凉气。
山西在大同、绥远、蒙古交界处，开辟了规模骇人的棉花种植基地。
所用的棉种，据说经过“特殊农法”培育，不仅抗旱抗虫，单位亩产远超美国的金字棉和印度的舒拉，而且纤维长度、强度、光泽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。“
那是真正的好棉花，纺出的纱线强力足、杂质少，一等一的原料。”
他重金请来的一位隐退的纺织专家，在显微镜下仔细检视了布样和少量弄到的棉絮后，给出了不容置疑的判断。
至于纺织机器，情报更加模糊，但也更加惊人。
山西的太原、榆次等地，出现了庞大的晋华纺织机械厂，能自行制造包括最新式环锭细纱机、宽幅自动织布机在内的全套设备。
技术水平，据说不亚于英国普拉特兄弟公司最新型号，且更适应中国北方气候和原料特点。
这些机器，自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但如何获得、消化、改进并大规模生产，成了一个谜。
有传言说，这与山西近年来神出鬼没的国际技术采购网络有关，更与那个若隐若现、仿佛笼罩在迷雾中的“林先生”的布局脱不开干系。
价格低的最后一块拼图，则是组织与运输。
山西通过晋兴银行的金融体系，将棉花种植、扎花、纺纱、织布、印染、运输、销售整合成一条高度协同、内部成本极低的产业链。
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铁路（正太路、同蒲路北段雏形）和不断扩大的内河、沿海船队，将棉布源源不断运出。
没有中间洋行的层层加价，没有高昂的专利费和品牌溢价，没有远洋运费和保险。
“这……这哪是商业竞争？”
傅宗耀在密室中对最亲信的幕僚感叹，“这分明是降维打击。
他们用我们想不到的办法，种出了最好的棉花；
用我们摸不清的渠道，造出了最好的机器；
然后用我们看不懂的组织，把成本压到了最低。
七分一尺，他们恐怕还有利润！”
市场反应是最真实的。
洋布销量开始明显下滑，尤其是中低端市场，几乎被晋华布横扫。
一些小型洋行和实力较弱的买办已经感到了切肤之痛。
仓库里的洋布开始积压，资金周转不灵。
洋行巨头们终于从傲慢中惊醒，开始祭出他们常用的手段。
第一轮，价格战升级。
英、日主要洋行联合宣布，旗下数个主流品牌棉布大幅降价，某些品种甚至直逼八分线。
他们试图用更凶狠的降价，凭借暂时的资本优势，挤垮这个危险的挑战者。
山西的回应冷静而果断。
晋华纺织公司及关联商号，直接将大部分品类棉布零售价下调至六分五厘。
同时，推出百日促销，对签订长期供货协议的批发商给予额外折扣。
广告词也变了：“国货自强，惠及民生。晋华棉布，让每一个中国家庭都穿得起好布。”
价格差距再次拉开。
洋行的降价是痛苦且不可持续的，他们的成本红线就在那里。
而山西，似乎还游刃有余。
第二轮，舆论与政治抹黑。
洋行控制的报纸开始出现文章，影射山西棉花种植破坏草原生态、使用奴工，指责晋华布质量不稳定、危害健康，甚至含沙射影地联系到北方某些势力的经济渗透，危害国家统一。
领事馆也开始向北京政府和上海地方当局施加压力，要求调查山西纺织品的倾销行为，暗示可能违反通商条约和公平竞争原则。
然而，这一轮的效果大打折扣。
山西方面通过自己掌控或影响的报纸（如在上海发行的《晋声报》）、书局、露天电影宣传队，发起了强大的舆论反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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