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她只是站在那里，透过那层水雾，把这一切深深地、深深地刻进脑子里，然后转过身，和安母一起蒸包子。
二月初，安慧飞往柏林。
柏林的二月很冷，零下五度，风从施普雷河上吹过来，像刀片一样割在脸上。
安慧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裹着围巾，戴着帽子和手套，整个人包得严严实实，从机场出来的时候，冷风灌进领口，她缩了一下脖子。
刘姐在旁边说：“让你多穿点，不听。”
“我已经穿得像个球了。”安慧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造型，叹了口气。
车开到酒店，安慧办了入住，洗了个热水澡，然后坐在窗前看着柏林的夜景。
柏林的夜晚很安静，街道上人不多，路灯发出暖黄色的光，照在积雪上，把整个城市映得像一幅黑白照片。
她想起去年这个时候，她还在南方那个工业城市的工厂里，和王姐一起住在集体宿舍里，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走进轰鸣的车间，重复同一个动作上千遍。
一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但回头去看，那些日子像被压缩了的饼干，薄薄的一片，里面装满了重量。
柏林电影节的规格比威尼斯更高，来的媒体更多，红毯更长，闪光灯更密。
安慧穿了一件银灰色的长裙，在灯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，像一块冰，也像一面镜子，把那些闪光灯的光线折射成细碎的、星星一样的光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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